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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教育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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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从1977年恢复高考开始，中国教育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成为我国改革开放事业的先声。40年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证明，只有走自己的教育发展道路，才能建设教育强国。习近平2016年在八一学校考察时指出，教育改革要坚持文化自信，好的经验要坚持，不足的要补齐。进入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这就需要从更深层次思考教育问题。学界以往多从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关系的角度探寻中国教育改革发展之道，而对于教育和文化之间关系的探讨却不够充分。“作为政治—经济改革的教育改革，要么沦为政治的工具，要么用于经济的筹码，抑或受二者钳夹，效果堪忧。有必要改革教育改革，走向作为社会—文化的教育改革，并保有文化视野。”[1]伴随着中国社会的现代化整体转型，文化领域发生着错综复杂的变化。文化多元、文化冲突、文化转型、文化变迁等成为近代以来中国社会文化生活的基本特征。在文化错综复杂的背景下，教育改革应该坚持怎样的文化心态和立场，这是影响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问题。近代以来，中国教育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存在着较为明显的文化自卑情结。时至今日，教育学界“‘向外看’‘从外取’‘以外为准’的心态与学风还颇盛行”[2]。全球化背景下教育交流日益频繁，我们需要走出教育文化自卑，树立文化自信，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之路。

一、中国教育的文化心态：从自卑到自信

（一）中国教育文化心态的历史演变

中国教育自近代化进程开始，一直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努力自我更新。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不断协调中西方教育文化之间关系，这一进程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从闭关锁国到全盘西化，发生在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近代社会以前，由于闭关锁国政策的影响，中西教育文化之间基本处于隔绝的状态，鲜有中西教育文化之间的交流，教育发展处于一种盲目自大的文化心态。鸦片战争以来，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开启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历程。清末新政中教育改革的参考对象是日本，其改革不仅从日本引进了大量的教育学著作为办师范教育所急用，并参照日本学制制定了中国近代以来最早的现代学制。五四运动后，随着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教育的目光从日本逐渐转向美国。此时美国众多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在中国受到普遍关注。1922年颁布的《学校系统改革案》就是学习美国学制的产物。教育领域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从学习西方的教科书、教育制度到教育思想的全面学习，最终演变成全面学习西方的文化心态。

第二个阶段是从全面反思到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确立，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虽然始于向西方学习，但是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如何正确处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始终是学界关注的问题。随着西学的深入，凸显教育文化民族性的呼声也日益强烈，代表性的事件为五四运动时期的中西文化的争论，以及20世纪30年代十教授联名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实践领域，此时兴起的各种教育思潮，如平民教育思潮、国家主义教育思潮、职业教育思潮、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实用主义教育思潮等，在一定程度上是立足本土文化传统、寻求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表现。教育理论领域同样如此，有学者对1927—1949年间的教育学书目进行统计，此期间引进的国外教育学书目共计80种，而同时期由国人撰写的教育学著作、教材、讲义等共计539种[3]。说明当时的教育学者已经不再满足于简单的翻译和介绍西方教育学著作，立足于中国教育的文化实际撰写教育学教材已经成为教育学者的普遍追求。在西方教育思想广泛传播的同时，马克思主义思想开始传入中国，成为近代中国教育思潮的一个分支，后来经由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逐渐成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的教育指导思想，为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文化选择提供了新的方案。

第三个阶段是从全面苏化到封闭探索，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之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受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文化领域从向西方学习开始转变为向苏联学习，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全面苏化阶段，这表现在教育理论界，“迅速掀起了学习原苏联的教育学热，尤其学习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热”[4]。从教育实践的角度看，苏联多次派驻教育专家指导我国教育的发展，模仿苏联的制度化教育，中国的教育实践也朝着制度化方向发展。后来由于中苏关系破裂，苏联的教育思想逐渐被舍弃，同时西方国家的教育思想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长期被批判，中国的教育改革进入封闭化的自主探索阶段，中国教育改革的文化心态再一次走入封闭的境地，制约了教育领域的改革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