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实然困境与应然向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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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展(50年代到60年代初)、膨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调整(1996年以后)等四个阶段。自1990年代末期人口学学科在中国开始萎

在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展(50年代到60年代初)、膨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调整(1996年以后)等四个阶段。自1990年代末期人口学学科在中国开始萎缩以来，国内人口学界的一批领军人物单单关注于人口学学科发展的专论文章就有数篇。①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本文不从纯粹的人口学学科理论及其意义进行阐释，而是在梳理人口学学科发展简史的基础上，试图从教育学关于学科定义的范畴，从计量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实然现状与应然向度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人口学(Demography)作为学名，最先是由比利时统计学家阿契尔·基莱德(Achille Guillard,1799-1876)1855年在其学术专著《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Elements of Human Statistics or Comparative Demography)中使用。②但人口学被公认为一门学科却是在1882年的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此次大会正式确认人口学为一个学科部门。然而，长久以来，在学术界，人口学学科只是承担一种其他学科支持者的角色，甚至几度发生存在性危机。正如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 1898-1990)在《人口通论》(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的前言中生动、贴切的描述:“人口学长期以来始终是一门有气无力的科学，不是没有教师就是没有学生，而目前正慢慢得到重视。但是，处在云层当中的一颗水珠不可能想象出云层的形状。同样，人们对于本身的人口问题也仍然是可悲地茫然无知的。”③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诸多西方学者对于人口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奔走疾呼。1959年，美国著名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菲利普·豪瑟(Philip M. Hauser, 1909-1994)和奥蒂斯·邓肯(Otis D. Duncan, 1921-2004)在《人口学研究》(The Study of Population)一书的总结中强调，“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并分析了其地位。他们认为人口学在学术上处于边缘地位，要求提高人口学研究的学术性，强调要和过于实际的政策导向研究拉开一定距离。他们也注意到人口学缺乏坚实的理论框架这个问题，鼓励其他学者做更多的研究弥补这个缺陷”。也是在这本书中，两位教授给出了后来在学界广为接受的人口学定义，即“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和人口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要素，如生育、死亡、迁移和社会流动的研究”。这一经典定义基本上涵盖了早期人口学者所研究的各个方面。 但是，正如当今美国著名华裔人口学家，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梁在教授所言：“毕竟这一定义是菲利普·豪瑟和奥蒂斯·邓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来的，而人口学的发展一直随着世界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迅速地向全新的方向拓展着。例如，人口的国际迁移无论从人口学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影响而言，都已经成为人口学的重要课题。……人口学已经成为一个交叉学科，并吸取着许多其他相关学科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人口学者近年来也尝试着利用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人口行为的生物学基础。”④美国科学院院士、人口学家谢宇对人口学的定义则更加宽泛，“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与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都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与人类相关的问题，而人口学的基本概念(比如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等)和分析方法(比如生命表分析技术)也可应用于其他生物(比如昆虫、动物、植物等)和非生物(比如企业、汽车等)，因而可以说，人口学为其他相关学科对人类、动物和非生物的科学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⑤ 美国教育学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在《高等教育新论》中认为，学科包括两种涵义:一是作为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国内的教育学学者，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及学问研究的角度将学科的涵义界定为，学科是“学界的组织”或“学术的组织”，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实在存在的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即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机构。⑥ 学科的建设，无论是学科知识的建设还是学科活动的建设，都是靠学科中的人的组织形态实现的。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形态上来说，最终要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组织形态上来说，最终要形成学科队伍，并以学科发展的组织形式体现出来。⑦因此学科建设的水平最终要反映在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成果的水平和服务社会的效能上。学科水平或学科建设水平具有层次性。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依赖高层次的学科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但又反过来促进学科水平或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学科水平的层次和人才培养的层次是相互作用的。⑧考虑到数据的可及性及分析的可行性，我们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将围绕中国大陆“从事人口学教学和研究的机构”的学科队伍构成、学术创造活动两大方面进行。 (一)学科队伍建设 本部分尝试从研究机构设置、研究人员构成、科学研究活动，乃至学生招收等教育统计资料入手分析现状，指出问题。从全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 截至目前，全国有37所高校、研究机构(比如中国社科院、广东社科院)招收人口学硕士或博士研究生(31所含博士学位点)，其中有25所211及以上重点大学(含15所985高校)。区域层面可以看到，约50%人口学学科(或含人口学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机构集中在环渤海地区(该地区12所机构，有7所在北京，包括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央财经大学、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社科院、北京市行政学院)与长三角地区(该地区6所，有4所在上海，包括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华东理工大学、上海社科院)。 按上述37所大学或研究机构的名称检索院校网站教师简介页面及其他相关网络和文本资源，我们可以发现在这些人口学(或含人口学学科)的研究机构专职从事人口学科研教学人员共约148人⑩。我们从研究机构师资网页、“中国知网”文献库(即从这些研究人员发表文章中的作者简介信息)中采集到所有148人的出生年月，描述统计结果显示如图1。 我们不难发现人口学界教学科研人员40岁及以上的比例高达83.1%，而属于后续有生力量的青年人员却只有25人，仅占16.9%。人口学学科发展核心的人力资源替代面临断层的危险，如果年轻人才的加入仍保持目前的低水平状态，当目前撑起人口学学科的40岁以上的教学科研人员随着年龄的增大逐步退出学术研究舞台后，人才断层就成为必然。与之相对应，侯佳伟(2010)对7种人口学类期刊中人口学者发表著作进行了计量分析，其研究发现，人口学期刊增量都显著低于理论最佳值，这意味着虽然人口学学科的学术研究队伍非常稳定，但是活力不足，出现了作者“老化”现象。 图1 人口学学科教学科研人员年龄分布 再看看这些专职从事人口学教学科研的教师取得最高学位的来源，这里学位来源高校或研究机构按照上海交通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世界大学学术排名”(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来进行划分，分为四类：国外著名研究型大学、国外一般研究型大学、国内985重点高校、国内普通重点高校。 图2 人口学学科教学科研人员最后毕业院校分布 纵观所有这些人口学学科科研从业人员的最高学位获得院校情况，我们可以发现，40岁以上群组中有一定比例海外归国人员投入到这个学科，而30-39岁组青壮年群体中已经没有海外归国人员参与其中了。实际上这与一个事实相符：自上个世纪的1980年开始，联合国人口基金(UNFPA)展开了对中国人口学研究及人口学学科发展的长达15年全方位、多层面援助，其仅在当时中国的高校系统，就选取了22个人口科研机构作为受援单位。为了支持这些研究机构更好地开展人口学的教学与科研工作，UNFPA推出了诸多扶持计划，超过两百人次地资助国内中青年人口学专业教师或者通过出国留学攻读人口学硕士/博士学位的方式、或者以专家出国考察访问的形式，开始直接触摸到国际人口学发展的脉搏，及时了解到国际人口学界的最新学术动态，并在人口学发展较早的发达国家或地区系统地学习和掌握现代人口学理论和方法；遗憾的是出国攻读学位而学成回国的学者并不多。而1996年UNFPA宣告停止对华人口学科研和教学援助，发展的外部环境起了变化，人口科学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新的转折时期。 另一个层面，如果以职称的高低来作为对教学科研人员学术发展程度的度量视角，我们从图3可以看到，有一定比例海外归国人员的40岁以上群组中仍有部分还是处于最低的讲师层级，而已经没有海外归国人员参与其中的30-39岁组青壮年群体中大多数人口学学科教学科研人员还处于最低的讲师层级。可以说，人口学学科队伍的后续发展力已显不足。 图3 人口学学科教学科研人员职称情况 我们再来看人口学学科教学科研人员获得最高学位的学科来情况。在此处，我们统计的学科是以一级学科为准，比如获得人口学学位的人员计入其对应的一级学科社会学的人员数目中。可以看出社会学与经济学是人口学科研人员来源最大的群体，占到总体的75%。而在30-39岁组的这批生力军中，其比例更是高达88%，25人中除一人来自历史学、一人来自地理学以外，其他均来自社会学与经济学学科。 表1 人口学学科科研人员学科来源分布年龄学科30-39岁40-49岁50-59岁60-69岁70岁及以上合计工学哲学001001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0历史学地理学医学0数学0管理学0法学 这一结果也与学者的研究相符：由于中国过去没有人口学专业，70-80年代从事人口学科研和教学者多为从经济学、社会学、统计学等专业“转业”而来。同时，人口学学科作为最好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构建者，其学术研究成员学科来源多元化是合理的。正是由来自人口学、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医学、地理学等学科背景的研究人员在研究方面的多样性，使得其能够立足于人口学科的交叉研究平台，在社会与环境的双重维度之下，从数量与结构的角度入手，做出扎实的政策研究。实际上，人口学是一门相对具备发展潜力的社会学科，有着不断革新的社会研究方法，既注重定性研究同时注重定量研究，既注重目前人口数量而且注重过去及未来人口数量，既注重中国人口发展状态又注重国外人口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这说明社会管理、社区经济发展迫切需要人口学的合作，和谐社会的建设、人文环境的改善都离不开对人的数量和素质研究。 (二)学术创造活动 在学术研究中，专业期刊是本专业领域的一个重要指挥棒。中国人口学界相继出刊了十余种杂志，作为人口科学研究的重要载体，它们推动了人口科学研究的发展。本文选择集中发表的多是人口学学者文章的某人口学期刊(人口学期刊中也有期刊面向了来自经济学、管理学和社会保障等学科的作者)为例，通过对30多年来人口学领域相关研究趋势的分析，探索人口学学科的学术创造历程的变化趋势及不同时期的特点。 纵观本文所选择的这本人口学期刊30多年主要研究内容的变化，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该杂志基本涵盖了人口学研究的主要领域，而且随着时代问题的变化，其主要领域也从初期的以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及人口统计为主逐渐向多元化的方向发展。根据论文研究主题，本文将其分为人口与发展、人口统计、人口与社会、人口调查与分析、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人口教育、人口史、女性人口、人口流迁、人口与资源环境、老龄问题研究、社会医学、世界人口和综合研究几个主要类别。 从表2中可以看出，除综合性研究以外，在最初的10年中，受当初计划生育政策及工作的影响，学者的研究重点在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方面，这期间该类文章的比重最高(18.2%)，而且，这期间国内人口学学科处于发展阶段，更注重人口统计等学科本身的问题，其中人口统计类文章占10.3%的比重。自上世纪开始以来，计划生育似乎一直是我国相关部门及学界的关注重点，在第二个十年(1989年-1998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类学术论文超过1/5的比重；人口与发展论坛类、人口调查与分析的论文开始增加，分别有77篇和68篇相关论文。随后，人口流迁与老龄问题等社会热点问题的相关学术论文也占很高的比重，在第三个十年间(1999-2008年)分别有118篇和103篇(占16.1%和14.1%)，除综合研究类分别居第一位和第三位；而且人口与社会、人口与资源环境以及社会医学方面的文章逐渐增多。在最近几年间(2009-2014年)，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文章下降明显(5.6%)，而跃居首位的为人口与社会方面的文章，由最初的5%上升到目前的22.4%。其次人口流迁、老龄问题研究，分别占17.9%和12%的比重。 表2 某人口学期刊专业论文主题分布1977-1988年1989-1998年1999-2008年2009-2014年合计篇数(篇)占比(%)篇数(篇)占比(%)篇数(篇)占比(%)篇数(篇)占比(%)篇数(篇)占比(%)综合研究．．0．．．2人口与发展论坛101．4779．2608．2298．．7人口统计7410．3536．4415．641．．5人口与社会365．0425．0689．．．6人口调查与分析395．4688．2304．1143．．7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2205．．6人口教育91．391．140．551．4271．0人口史314．3151．830．400．0491．9女性人口71．0212．560．800．0341．3人口流迁314．3566．．．．2人口与资源环境81．1151．8212．941．1481．8老龄问题研究101．4556．．．02118．0社会医学40．6334．0375．120．6762．9世界人口7310．2131．691．220．6973．7合计 从该人口学期刊近些年来专业论文研究主题的变动趋势来看：一方面，人口与计划生育综合改革一直是人口学者关注的热点；另一方面，学界的关注与政府相关部门的工作重点、社会问题相一致，人口与社会、人口流迁、老龄问题研究、人口与资源环境及社会医学逐渐成为人口学及社会学研究领域的重点方向，且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总的来看，中国人口学的发展受政府的影响非常之大。可以说，中国的人口学者们是在政府的指导之下来构建人口学这门学科的。这种过于强调人口研究的社会应用价值，缺少坚实理论基础的现象在今后可能会受到一些人的批判。不过目前在没有最新外来影响的情况下，这种状况已经成为学科特色。 在中国，人口学作为社会学的二级学科，与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含中国民间文学)一起成为社会学的四大组成部，其中的人口学则和社会学、社会管理、社区工作、地理学、公共管理等密切相关，因而具有了交叉学科的性质。 因此，从人口学学科队伍建设上，需要立足于构建丰富并多元的人口学交叉学科研究平台，以吸引更多优秀的青年学者加入到人口学相关议题研究中来。可喜的是，目前人口学学科在你中国的发展已经初步显现出一些特色，在科研、教学、社会服务综合的层面相结合。比如，中国某985高校立足于人口学学科平台，在博士层面设有人口学、人口资源环境经济学、老年学博士学位点，在本科教学层面则专门设立人口与社会管理方向的公共事业管理本科专业。上海大学于2015年11月成立亚洲人口研究中心，其将承接原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人口与可持续发展元中心”的职能，旨在将该中心建设成为新的亚洲地区从事人口研究、交流、与培训的区域研究中心。其次，我们也可看到现有的中国相关人口研究机构中，研究人员开展人口研究既注重基础理论的研究，又注重其在重大社会问题上的应用研究，并且本系统上下联动与各部门单位之间互相联动相结合；国内与国际相结合。 人口学的发展首先表现为研究范围的扩展。要提高人口学的地位，首先要跳出传统人口学的研究范围，不能只是研究一些人口现象本身，还要研究社会因素对人口内在变化的决定作用，以及人口内在运动对社会的影响。尽管一些学科在研究自己的问题时也会涉及到一些具体的人口现象，目前还没有哪个学科在以人口现象为中心的同时，对这种人口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做深入系统的研究。正是这种研究使人口学具有自己的独立性和学科地位。 中国除了人口学、历史人口学和人口统计学等已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研究水平外，人口经济学、社会人口学、数理人口学和人口地理学等学科体系与日趋成熟的西方相应学科的理论体系相比尚有差距，而地域人口学、生物人口学、生态人口学、政治人口学和家庭人口学等人口学分支学科的研究还处于初创阶段，中国人口学学者应大胆借鉴西方某些科学的现代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既善于吸收西方发达国家在人口发展方面的实际经验和先进的理论研究，又敢于对西方人口学理论提出质疑，提出自己的理论创见，扩大人口学科体系的研究领域。 ①郝虹生、陈功：《中国的人口研究与〈人口研究〉二十年》，《人口研究》1998年第5期；田雪原：《中国人口科学发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人口研究》2002年第4期；吴忠观、刘家强：《21世纪中国人口科学面临的机遇与挑战》，《财经科学》2002年第6期；叶文振、石红梅、陆洋：《中国人口学科的发展与挑战》，《人口研究》2009年第6期；翟振武：《中国人口科学研究的发展与展望》，《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0年第6期；郑晓瑛：《对人口学学科建设和发展的建议》，《中国人口科学》2005年第1期。 ②Rowland, D. T. Demographic methods and concept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16. ③邬沧萍：《人口学在21世纪是一门方兴未艾的朝阳科学》，《人口研究》2002年第1期。 ④梁在：《人口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2页。 ⑤Xie Y. Demography: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2000, 95(450),；曾毅：《人口分析方法及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⑥郭石明：《基于学科的大学组织管理》，《中国高教研究》2004年第6期；宣勇：《基于学科的大学管理模式选择》，《中国高教研究》2002年第4期。 ⑦孙绵涛、朱晓黎：《关于学科本质的再认识》，《教育研究》2008年第12期。 ⑧陆军、宋筱平、陆叔云：《关于学科,学科建设等相关概念的讨论》，《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5年第6期；宣勇、张金福：《学科制:现代大学基层学术组织制度的创新》，《教育研究》2007年第2期。 ⑨这些单位一方面可能是专门的人口学教学科研机构，比如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也可能是涵盖了专职人口学教学科研人员的其他学院机构，比如南京大学社会学院。 ⑩此数据与真实的教科人员数可能存在一定的差距，这是因为少数人口教育科研机构的师资页面更新速度迟缓或文本资料不全之故。虽有此误差，文章后续的分析还是以此数据为准。 侯佳伟：《1977-2009年人口学CSSCI期刊论文作者统计分析》，《人口研究》2010年第3期。 此处指一级学科，参见育部1998年颁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及国务院学位办1997年颁布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 翟振武：《努力为繁荣人口科学服务》，《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年第3期。 张纯元：《市场人口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8页。 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原国家教委1997年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名称及代码表》。 吴凯、陈友华：《美国的人口学兴衰及其决定因素》，《人口学刊》2009年第1期；李仲生：《人口经济学》，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9页。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网址: http://www.zgjyxkzz.cn/qikandaodu/2021/0207/56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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