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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实然困境与应然向度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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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展(50年代到60年代初)、膨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调整(1996年以后)等四个阶段。自1990年代末期人口学学科在中国开始萎
在中国,人口学学科的发展经历了起步(上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发展(50年代到60年代初)、膨胀(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调整(1996年以后)等四个阶段。自1990年代末期人口学学科在中国开始萎缩以来,国内人口学界的一批领军人物单单关注于人口学学科发展的专论文章就有数篇。①与上述学者不同的是,本文不从纯粹的人口学学科理论及其意义进行阐释,而是在梳理人口学学科发展简史的基础上,试图从教育学关于学科定义的范畴,从计量的角度对中国人口学学科发展的实然现状与应然向度作一个初步的探讨。
人口学(Demography)作为学名,最先是由比利时统计学家阿契尔·基莱德(Achille Guillard,1799-1876)1855年在其学术专著《人类统计或比较人口学大纲》(Elements of Human Statistics or Comparative Demography)中使用。②但人口学被公认为一门学科却是在1882年的日内瓦国际卫生学和人口学大会,此次大会正式确认人口学为一个学科部门。然而,长久以来,在学术界,人口学学科只是承担一种其他学科支持者的角色,甚至几度发生存在性危机。正如法国人口学家阿尔弗雷德·索维(Alfred Sauvy, 1898-1990)在《人口通论》(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的前言中生动、贴切的描述:“人口学长期以来始终是一门有气无力的科学,不是没有教师就是没有学生,而目前正慢慢得到重视。但是,处在云层当中的一颗水珠不可能想象出云层的形状。同样,人们对于本身的人口问题也仍然是可悲地茫然无知的。”③从上个世纪中叶开始,诸多西方学者对于人口学学科的存在与发展奔走疾呼。1959年,美国著名人口学家和社会学家菲利普·豪瑟(Philip M. Hauser, 1909-1994)和奥蒂斯·邓肯(Otis D. Duncan, 1921-2004)在《人口学研究》(The Study of Population)一书的总结中强调,“人口学是一门科学,并分析了其地位。他们认为人口学在学术上处于边缘地位,要求提高人口学研究的学术性,强调要和过于实际的政策导向研究拉开一定距离。他们也注意到人口学缺乏坚实的理论框架这个问题,鼓励其他学者做更多的研究弥补这个缺陷”。也是在这本书中,两位教授给出了后来在学界广为接受的人口学定义,即“对人口规模、地域分布、人口构成和人口变迁以及这些变迁的要素,如生育、死亡、迁移和社会流动的研究”。这一经典定义基本上涵盖了早期人口学者所研究的各个方面。
但是,正如当今美国著名华裔人口学家,纽约州立大学奥本尼分校梁在教授所言:“毕竟这一定义是菲利普·豪瑟和奥蒂斯·邓肯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提出来的,而人口学的发展一直随着世界历史的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迅速地向全新的方向拓展着。例如,人口的国际迁移无论从人口学发展还是对社会的影响而言,都已经成为人口学的重要课题。……人口学已经成为一个交叉学科,并吸取着许多其他相关学科的优势。举个例子来说,人口学者近年来也尝试着利用基因学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成果来解释人口行为的生物学基础。”④美国科学院院士、人口学家谢宇对人口学的定义则更加宽泛,“几乎所有社会科学学科与大多数自然科学学科都直接或间接地研究与人类相关的问题,而人口学的基本概念(比如生育率、死亡率、迁移率等)和分析方法(比如生命表分析技术)也可应用于其他生物(比如昆虫、动物、植物等)和非生物(比如企业、汽车等),因而可以说,人口学为其他相关学科对人类、动物和非生物的科学研究奠定了经验基础。”⑤
美国教育学学者伯顿·克拉克(Burton R.Clark)在《高等教育新论》中认为,学科包括两种涵义:一是作为一门知识的“学科”;二是围绕这些“学科”而建立起来的组织。国内的教育学学者,从传递知识、教育教学及学问研究的角度将学科的涵义界定为,学科是“学界的组织”或“学术的组织”,是由一群学者以及学者们依赖于一定物质基础围绕知识进行的创造、传递、融合与应用的活动所组成的组织系统,是一个实在存在的具有组织形态的学术组织系统,即从事教学和研究的机构。⑥
学科的建设,无论是学科知识的建设还是学科活动的建设,都是靠学科中的人的组织形态实现的。学科的发展,在知识形态上来说,最终要以有组织的形式表现出来;从组织形态上来说,最终要形成学科队伍,并以学科发展的组织形式体现出来。⑦因此学科建设的水平最终要反映在人才培养的质量、科学研究成果的水平和服务社会的效能上。学科水平或学科建设水平具有层次性。高层次的人才培养依赖高层次的学科水平和学科建设水平,但又反过来促进学科水平或学科建设水平的提高。这也就是说,学科水平的层次和人才培养的层次是相互作用的。⑧考虑到数据的可及性及分析的可行性,我们接下来的实证研究将围绕中国大陆“从事人口学教学和研究的机构”的学科队伍构成、学术创造活动两大方面进行。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网址: http://www.zgjyxkzz.cn/qikandaodu/2021/0518/79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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