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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与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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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1]13。虽然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十分完善，但作为学科而言，教育学对中国来讲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2]16。因此，当20世纪
教育学是一门研究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揭示教育规律的科学[1]13。虽然中国传统教育体制十分完善，但作为学科而言，教育学对中国来讲是外来的，而不是内生的[2]16。因此，当20世纪初教育学进入中国高校时，相关教科书大多是外文原版或译本。虽然国内学者很早就意识到这不利于教育学科的长远发展，并尝试自己编辑中文版教育学教科书，但由于缺乏有效的组织和严格的审查，这些教科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无法满足高校所需。20世纪30年代初，随着民族主义情绪的高涨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在蔡元培的推动下，各大出版社开始组织学界名人编辑大学教科丛书，特别是当时三家最大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和世界书局分别编译出版的大学用书，不仅在数量和质量上远超同时期其他丛书，而且其出版的教育学著作还代表了民国时期自编教育学教科书的最高水平。本文谨以这三大出版社大学教科丛书(出版时间集中在1932—1945年)为主要依据，来考察民国时期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编译与出版。
一、民国时期编译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历史背景
清末民初，随着“癸卯学制”“壬戌学制”等新学制的颁布，教育学成为中国教育的重要内容，并在高等教育中迅速发展。各高校为开展教育学教育，大量引进外文教科书；与此同时，一些高校学者在讲义的基础上尝试自编教材，供给学生使用。
(一)大学教育学课程的开设
清末的新学制改革促使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国大学中基本确立。1902年，《钦定学堂章程》(壬寅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师范馆开设14门课程，包括伦理、经学、教育学、习字、作文、算学、中外史学、中外舆地、博物、物理、化学、外国文、图画、体操等，并将教育宗旨、教育原理、学校管理法和教育实习作为教育学教授内容[3]1088，首次确立了教育学在大学中的地位；1904年，《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又一次明确了大学教育学的课程内容，如中外教育史、教育原理、教育法令及学校管理法、实事授业等[4]408，巩固了教育学的地位；民国初年的“壬子·癸丑”学制单独制定了《高等师范学校规程》，规定师范“本科各部通习之科目为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英语、体操”[4]725，进一步提高了大学教育学的层次和地位。1922年，“壬戌学制”颁布实施，规定“依旧制设立之高等师范学校，应于相当时期内提高程度，收受高级中学毕业生，修业年限四年，称为师范大学校；……师范专修科附设于大学校教育科或师范大学校……收受师范学校及高级中学毕业生”[3]846，又为大学教育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契机。
在此背景下，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教育学课程。如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有“普通心理学”“教育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实验心理学”“心理学史”等课程[5]332；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开设有“心理学”“教育学”“教育史”“教授法原理”“教育统计”“教育行政”“各国教育制度”“教育调查法”等课程[6]63-64。一些综合性大学还设置了教育学系，到1930年前后，国立大学如中央大学、中山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暨南大学、河南大学等，私立大学如大夏大学、光华大学、东吴大学、武昌中华大学、南开大学、厦门大学等都设置了教育学系，开设的教育学课程包括“教育原理”“教育心理”“教育方法”“教育测验与统计”“社会教育”“教育名著选读”“教育财政学”“英文教育选读”“教育社会学”以及教育实习等[7]25-141。
这一时期，教育学的课程设置不断发展完善，并逐渐科学化；教育学课程不仅在高等师范，而且在一般的综合性大学也开始设置，教育学的地位逐渐得到各大学的认可；教育学课程设置因学制变化由学习日本转为模仿美国，与国际接轨非常密切[8]。
(二)大学教育学教科书的使用
开展高等教育学离不开教科书的使用。清末民初各学校所用教育学教科书主要是以日文教材为底本的翻译本，“壬寅学制”明确规定师范馆所设“各科均用译出课本书，由中国教习及日本教习讲授”[3]584，因此国内各优级师范学堂中的教育学课程大多由日本教习担任。这些日本教习在完成教学任务之外，还编译了一批教科书，例如，松本孝次郎编辑的《新编教育学》讲义，波多野贞之助讲述、颜可铸编著的《教育学原理》，江口辰太郎编著的《速成师范科教育学》讲义以及波多野贞之助编著的《教育学》讲义，立花铣三郎讲述、王国维译的《教育学》，加纳友市、上田仲之助著的《实用新教育学》等[9]682。
文章来源：《中国教育学刊》 网址: http://www.zgjyxkzz.cn/qikandaodu/2021/0610/8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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